比较而言，中国除了国债规模尚有较大空间外，GDP的快速增长，应该讲为人民币国际化（笔者称之为Yuanization）创造了基础条件。
要深刻认识到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态势没有变，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驱动力没有变，这是人民币国际化最重要的基础和支柱。因而，根据定义，中国是资本净输出国。
按照国际清算银行（BIS）的说法，金融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支付系统（PS）、中央证券存管（CSD）、证券结算系统（SSS）、中央对手方（CCP）、场外交易平台和交易资料储存库（TR）等。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债权的透明性大做文章，指责中国为发展中国家设立了债务陷阱。对中国而言，熊猫债可以替代美元债。三是明确发行条件，国际开发机构申请发债需要满足信用资质、境内投资规模、募集资金用途等方面的条件。世界上所有资本净输出国的情况都是如此，然而中国却不在此列。
此时，境外出口商在取得等值于3000亿美元的人民币收入后，又主要有四种选择：持有等于3000亿美元的人民币现金。因而，从持有美元借条到持有美元债券的转变只是债权债务关系形式的改变。2013年后，英国企业和家庭部门信贷同比增长率由负转正，摆脱了信贷紧缩的局面，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复苏。
首先，通过变通方式向各类机构提供紧急贷款。在市场环境出现不利变化、抵押品价值下降时，影子银行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极为严重，信用提供（创造）者会要求更高的担保比率，结果，二者的正向反馈机制使得建立在抵押品基础上的市场迅速崩溃，并最终爆发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大萧条后，主要国家强化了中央银行对金融体系的流动性救助职责。若金融机构的新增贷款超过基准的2.5%，还将获得主融资操作利率与存款利率之差的利率补偿。
货币市场投资者融资便利则通过对SPV提供贷款，促进货币市场基金等机构从合格投资者处购买资产，以应对货币市场基金的赎回压力。一级交易商信贷便利使一级交易商可像商业银行那样向美联储申请贷款，而且担保品范围远远超过了之前的短期证券借贷机制。
例如，在TLTROⅡ中，欧洲中央银行对新增信贷超过基准额的信贷机构提供了额外的利率优惠，最低可为-0.40%。同时，TLTRO通过激励相容的机制确保参与的信贷机构切实增加对实体经济部门的贷款。由于企业中长期债务融资和抵押贷款利率与10年期国债利率紧密相关，因此，相对较高的中长期国债利率，妨碍了企业中长期债务融资利率和居民抵押贷款利率的下行，这使得美联储在采取量化宽松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投资和信贷市场的复苏收效甚微，失业率依然高企。因此，金融体系需要最后贷款人，为陷入流动性困境的金融机构或市场提供流动性救助。
为此，美联储通过结构性贷款工具拓展了最后贷款人功能。通过一系列结构性流动性救助工具，美联储不仅为传统的商业银行，还为一级交易商提供流动性救助。不过，针对这一次的利率结构的变化，美联储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影响长期利率。在货币政策操作中，中央银行不仅可以直接影响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也会通过长、短期债券的组合操作来影响利率期限结构，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2014年后，为应对信贷紧缩及通货紧缩，欧洲中央银行又推出了资产购买计划、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负利率政策等非常规货币政策，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复苏。比如，为了避免银行流动性危机，欧洲中央银行推出固定利率全额分配政策，承诺向欧元区商业银行以固定利率提供无限额贷款，不仅延长了贷款期限，还扩大了贷款的合格抵押品范围。
其中，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最为典型。若金融机构不断扩大新增信贷，手续费率相应降低，但若减少新增信贷，手续费率就会相应提高。
信贷引导政策 虽然主要国家中央银行通过一系列结构性的流动性支持工具有效缓解了流动性危机，通过量化宽松供给了大量的基础货币，但货币政策的传导仍需要银行体系的信贷渠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的利率结构与联储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另一种美联储所不期望的反转。欧洲中央银行的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中央银行除不断下调常规融资操作利率外，也实行了一系列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操作。最后，为缓解短期融资市场的流动性危机，美联储创设了针对金融市场的非常规流动性救助机制，包括商业票据融资便利、货币市场投资者融资便利和定期资产担保证券贷款机制等。这为美联储后来量化宽松的退出创造了条件。商业票据融资便利是美联储向SPV提供资金，由SPV购买高质量的商业票据，以恢复商业票据市场的融资功能。
1987年10月的黑色星期一，当美国股市毫无征兆地下泻25%时，美联储果断地发表声明，承诺将无限制地向市场提供流动性，迅速稳定了市场信心，避免了一场可能的危机。英格兰银行的融资换贷款计划降低了实体经济部门信贷的融资成本，并增加了其信贷的可得性。
结构性紧急流动性救助机制 金融业是典型的高杠杆行业，且存在严重的期限错配，因而流动性风险格外突出，单一机构（或市场）的流动性风险非常容易引发公众的恐慌，使原来是个别（或少数）机构的流动性困境演变为体系性流动性危机乃至经济危机，导致资产价格的急剧下跌，信贷市场和需求急剧萎缩，失业攀升。总体而言，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建立了一套激励相容的机制，通过向信贷机构提供对实体经济部门更为优惠的融资，促使其以更低的利率发放更多贷款，在一定程度上疏导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缓解了宽松货币政策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矛盾。
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无风险利率及信用利差因各国不同的财政状况而出现严重分化，使得中央银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在欧洲传导出现严重阻滞，债券市场也遭遇流动性困境。此外，为鼓励资金流向小微企业和政府重点扶持的行业，英格兰银行还规定，发放上述贷款的机构可以更低的手续费率获得更多的国债。
这是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美联储首次向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提供应急资金。通过为信贷机构提供低息融资，欧洲中央银行还间接地造成整个商业银行融资成本的降低。为应对危机，美联储迅速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0～0.25%的超低水平。美联储通过这些特定领域的结构性流动性救助机制，使恐慌指数均出现明显下降，避免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演变成1929年那样的大量金融机构破产倒闭的大萧条。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是金融危机后局部流动性紧张、风险偏好下降、信贷配给增加下的举措，其对缓解金融局势，恢复市场信心和促进经济复苏方面的作用，值得高度肯定。换言之，货币政策直接影响短期利率，但长期利率是否呈现出中央银行所期望的变化，还要取决于风险溢价与期限升水的变化。
如果金融体系的各种利率之间能够保持比较稳定的风险溢价或期限利差，那么，中央银行通过调整货币政策来改变作为中介目标的短期利率后，其他风险更高或期限更长的资产利率也会相应地变化。2016年推出的TLTROⅡ允许信贷机构以优惠利率获得不超过2016年1月私人部门贷款余额30%的贷款，TLTROⅡ的融资利率为当时欧洲银行的主融资操作利率。
额度方面，商业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发放贷款后，可从英格兰银行获得对实体经济信贷余额5%的低息融资（最高约为800亿英镑），在2012年8月至2013年12月，可进一步获得等额对实体经济部门新增信贷的融资。另一方面，新增贷款未能超过基准额的信贷机构还面临被要求提前还款的惩罚。
根据利率期限结构的预期理论，如果预期短期利率的平均值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长期利率也会相应地大幅下降。若增加的基础货币供给不能转化为对实体经济的有效信贷，则宽松的流动性与超低利率反而导致了长期资产市场泡沫化趋势，脱实向虚十分突出。2014年6月欧洲中央银行推出TLTROⅠ，允许信贷机构通过欧洲中央银行获得不超过其对非金融私人部门贷款（不含家庭部门房地产贷款）余额7%的初始贷款。一方面，允许信贷机构可以从欧洲中央银行获得其新增贷款超过基准额最高3倍后续融资。
然而，在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和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历史低水平后，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并没有像希望的那样下降。进入专题： 货币政策 。
比如，美联储授权纽联储向摩根大通银行提供无追索权和背对背的贷款，后者再向贝尔斯登公司提供期限为28天的担保融资。为了应对宽松货币向实体经济传导不畅的困局，一些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又推出了旨在增加实体经济信贷的结构性货币政策。
由于美联储大幅增加了中长期国债的需求，其价格上升，相应地，其到期收益率随之大幅下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国家中央银行在大力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同时，创设了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针对特定的经济与金融领域采取有的放矢的政策操作，通过结构性流动性救助机制缓解流动性危机，或者着眼于长短期利率关系的结构性操作，或者直接以刺激对实体经济的信贷供给为目标的信贷政策，都极大地不同于以往着眼于总量调节的货币政策操作范式。
